凶手孙文斌被判死刑！但背后更大的医患矛盾要如何解决？
2020年1月16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孙文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杀人凶手孙文斌被判处死刑
判决详情
法院审理查明，2019年12月4日，被告人孙文斌及亲属将其母孙魏氏送至民航总医院治疗。因孙文斌不满医生杨文对其母的治疗，怀恨在心、意图报复。
12月24日6时许，孙文斌在急诊抢救室内，持事先准备的尖刀反复切割、扎刺值班医生杨文颈部，致杨文死亡。孙文斌作案后报警投案，被公安机关抓获。
法院认为，被告人孙文斌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罪行极其严重，依法应予处罚。
孙文斌作案后报警，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其所犯罪行，应依法认定为自首。鉴于孙文斌犯罪性质极其恶劣，杀人手段特别残忍，情节、后果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虽有自首情节，但不足以从轻处罚。
法院依法当庭作出上述一审判决。被告人孙文斌当庭表示认罪。
判处终于有了结果，但是这次伤医事件背后根本问题还远没有解决。孙文斌举起手中利刃，割开了急诊科副主任杨文医生的颈部，也在病人与医生之间割出了一条鸿沟。
医患关系并不是现在才紧张，这一根弦早就开始慢慢绷紧。为什么医患之间会走到这一步？我们又要如何从这件事举一反三？
医生的困境：自己会不会先倒下
如果给2019年的医疗行业做一个总结，那么“暴力伤医”一定也是其中一个标签。
01：接诊量大，医生超负荷工作
先来看个对比。北京协和医院员工4000人，年接诊量226万人次。
美国排名第一的梅奥医学中心年接诊量116万人次，为协和的一半，但员工有61100人，为协和15倍。协和一年用4000人完成了美国6万医疗人员接近两年的接诊量。
这些超负荷的工作量，并不是靠增加医护人员来完成的，而是通过现有的医护人员牺牲个人的时间来完成的。
上海条件最好的三甲医院的急诊科摆满了病床再举个例子，在所有的门诊里，儿科是负荷量最大的一个科室。
北京儿童医院冬季高峰日均接诊量1.2万，峰值1.5万，冬天一个月接诊量约36万人，三个月基本等于协和一整年接诊量。
目前我国儿科医生总数仅有10万人，但我国0-14岁的儿童约有2.6亿，这也就意味着1位儿科医生要服务2600名儿童。
巨大接诊量让大部分的儿科医生，每天都要工作16个小时。
上海三甲医院的挂号处一年四季都排着长队也许在医药研发以及尖端技术方面，我们也许和欧美、日本等国家仍有差距。
但是在常见疾病的临床治疗，以及各种仪器设备方面，国内其实并不输发达国家。
这些优秀的临床治疗经验，其实就是来自于医生大量的治疗案例。
02：薪酬与前期付出不成正比
接诊量大已经是常态，与付出不对称的是薪酬。据调查，有76%的儿科医生，工资在5000元以下，其中有一半人，工资不足3000元。
低薪酬背后是沉重的职称制度。想要在医院获得高薪水，除了高明的医术，还要能“熬”过评职称。想要在国内当上主任医生，首先要高分考入大学，读5年本科，大部分医学生还要读3年硕士。
有些职位只录用博士，所以想要在一个科室做出成绩，就要不断读书。新上任的医生，要经过低薪、艰苦的见习期和轮转期，期间还要经历3年的规范培训期。
这些都完成之后，才能正式上岗。然而这不是终点，在工作的过程中，还要不断进修，发表论文，才能评取更高的职称，获得更好的待遇。
想要提高工资，就要评职称。评职称就要做研究写论文，写论文需要充足的时间，然而看病接诊就已经占用大半的时间。
很多工作能力强医生，因为没时间发表论文，一直评不上职称，工资不足以支撑生活，前途没有盼头，只能无奈放弃从医。
还有很多付出十几年时间学习的医学生，毕业后不再选择和医生有关的工作，转头去做医药代表。
03：医患关系紧张，医生成为高危职业
接诊量大、薪酬低的心酸之后，是未停歇的伤害，这些伤害犹如一根根稻草，不断压垮着这些医生。
2019年12月24日，一次正常的诊疗，却让北京民航总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杨文惨遭杀害。
即使在深夜，急诊科依旧灯火通明就在杨文医生刚遇害过后的一个星期，2020年1月1日，山西太原一急救车出诊时，医护人员遭患者同行人捅伤。所幸救治及时，伤者已脱离危险。
除了这些杀医事件，还有医生猝死的事件。仅2019年，上海就有三位中青年医生猝死。
2019年11月1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麻醉科医师江金健被发现心脏骤停，抢救无效，不幸离世，终年30岁。
2019年12月12日，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肛外科主任医师陈培因“爆发性心肌炎”医治无效去世，终年49岁。
2019年12月16日，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放疗科杨立峰医生，突发疾病猝死，年仅39岁……
这些年轻生命的消逝，都让很多正在从医、打算从医的人产生了退却的想法。
当医生成为高危职业，自保还是救人？
曾有人说过：伤害了一个医生，就会有一百个医生转行，一千个医学生选择非对口专业，一万个想学医的高考生被父母亲人劝阻。
04：医保改革带来的“阵痛”
中国医疗因为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滞后，导致的“过度医疗”、“以药养医”是医疗行业问题的根源。其中，很难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医保。每个省的医保报销制度不一样，每个医院，甚至每个科室的医保额度都是不一样的，还随时变化。
医保额度和看病需求之间的矛盾如何化解？
国内医保是年初给医院一个额度，比如一千万，要是上半年医院走医保额度已经使用了九百万，那么下半年就只剩下了一百万的报销额度。
超出了报销额度，就要医院自己来填补，最后承担结果的就是一线医生和护士。对于他们来说，有可能接诊一次，不仅赚不到工资，还要自己补贴超额的医保。患者不满、医生无奈，误会由此产生。
患者的困境：什么都不明白，该怎么办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有时候并不是病人不体谅医生，而是因为已经受够了糟糕的医疗环境。
01：看病难，医患沟通时间短
“排队两小时，看病五分钟”。越是在大城市的三甲医院看病，这样的感受就越深刻。
比如在上海的三甲医院看病，你可能要经历这些。提前三天预约了特需门诊，看病当天早晨七点就赶到医院，没想到挂号的收费窗口早已经排起了长队。
早晨八点，三甲医院挂号处已排起了长队
挂号完已经八点半了，又要排队等问诊。等待医生叫号时又不能随便离开，在医院等待的过程并不算得上好受。好不容易轮到自己，医生看了不到五分钟，递给患者一张看不懂的检查单，就开始叫下一位病人。
但凡这个时候有点问题，都有可能会被医生不耐烦地打断：“说了你也不懂，照着开药就行。”一次疾病的诊疗，就在这短短五分钟内结束了。
普通门诊看病就已经很难了，想要住院看病则是难上加难。由于病人太多，病床难求，很多病人只能躺在医院病房外的走廊，陪同的家属搬着一张折叠椅蜷缩在一旁。
住在急诊间走廊16个月，病床周围堆满了生活用品
如果需要长期住院治疗，一张折叠椅，一张病床，这就是一个家庭全部的生活，吃喝拉撒都在这里，不能离开，也无法改变。
02：信息不对等带来的低信任感
其次，缺乏充分沟通的情况下，患者和医生之间的信任感缺失也成为了必然结果。
患者得病以后，病痛本身以及病痛所带来的心理的压力是双重的打击。解决身体的病痛只是治疗的一个方面，心理上的治疗也是同样重要的。
尤其是在预后较差疾病的患者以及终末期疾病的临终关怀上。在国内看病，患者很难获得来自医生除了治疗建议以外的宽慰。可是治病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而是医生和患者两方共同努力的结果。
超负荷的就诊量，让医生和患者无法充分沟通
作为患者来说，想要了解自身的病情和详细的治疗方案是很正常的事情，问题自然而然也会很多。更何况在矛盾滋生的过程中，还有很多“医疗丑闻”推波助澜。
2018年7月，长春掀起狂犬病疫苗记录造假风波，16个月后，此案终于尘埃落定，长春长生公司破产。
2019年的6月，上海市多家医院多名麻醉医生，因涉嫌私自倒卖违禁药品已被警方带走调查。
这样层出不穷的新闻，都在挑战大众对于医生、医院甚至整个医疗行业的信任。本该是共同合作战胜病痛的患者和医生，却渐行渐远。对于医生来说，每一个治疗方案都是明确清晰的。
然而对于患者来说，短短几分钟的沟通完全不足以了解自己的病情。缺乏沟通就会造成双方信息交流不对等，而信息不对等带来的就是患者对医生的不信任。在这样的低信任环境下，医患矛盾更容易被激发。
普通患者能做点什么：从自身出发，改变现状
制度完善不是一朝一夕之间就能完成的，除了等待，其实我们也能为改善医疗环境做出自己的努力。
能和医生在同一频道对话很重要
作为普通的患者来说，目前无法改变制度或者改变现状，但是可以从自身改变，去努力争取一个更好的医疗环境。
首先，可以去学习一些基础医学知识，这样有助于和医生一起判断自身的健康状况。医生跟病人谈话的主要目的是输出信息，比如交代病情、告知风险、介绍治疗方案等等，而不是讨论医理。
如果我们有一定的医学知识基础，那么在和医生沟通时就可以准确描述症状和病史。
学习简单的医学常识 让医患沟通变得更加有效
换句话说，同样和医生面对面的5分钟里，如果我们可以和医生多沟通5个方面的关键问题，那么我们利用医疗资源的效率就会变成别人的20倍。
再比如，探讨病情。如果病人已经明白了这个疾病的发病原理和基础的治疗只是，那么在面对医生给出的治疗方案时，就不会再心存疑惑。这样，既省去了医生的麻烦，也提高了沟通效率，医生省心，患者放心。
其次，合理利用医疗资源。不要大病小病都往三甲医院跑。三甲医院确实代表了国内医疗的先进水平，但这也不意味着什么病都需要去三甲医院才能看。
像普通的感冒头痛，真的没有必要去三甲医院排队，我们可以把医疗资源让给真正有需要的人。
另外，国内的一些专科医院同样具有先进的治疗手段，甚至不输三甲医院。在合理分配医疗资源这一点上，医疗水平位居前列的日本就做得很好。
看看邻国日本现状：医疗服务好 制度有保障
权威医学杂志《 柳叶刀 》2019年全球医疗质量排行榜种，日本是亚洲国家中排名最高的国家。那么在日本看病是种什么感受？
01：住院不请护工，家属不用陪夜
这在国内是无法想象的！2017年10月的一次经历，让小编感受到了日本急救的高效性。当时小编和同事一起去日本东京出差，凌晨四点半左右同事突然羊水破裂，有出血的迹象。我们立马拨打了急救电话，确认地址之后，前后大概五分钟，救护车就赶来了。
在急救送诊的过程中，救护车立马联系了附近的医院，赶过去的路上还将同事患者的病史、过敏史、血压等等情况做了详细了解，等到达医院之后直接送进了急诊室。
同事就诊的医院的病房，安静而空旷
所幸有惊无险，安顿好同事之后小编看到病房里摆着沙发，本想着休息一下好照顾同事，没想到护士进来把我“赶”回去了。
并且告知我，家属只能在指定的时间来探望，病人的一日三餐、吃喝拉撒等生活起居都由护士来照顾。
在日本病人的起居生活都由护士来照料，不用家属陪床，这种事情在国内是完全无法想象的！日本没有“护工”这个概念，病人住院的生活起居则全部交给护士照顾住院的起居全权交给护士照顾。
这是因为日本医院认为家属并不具备专业护理知识，专业的事就要交给专业人来做。
02：医患沟通更加充分
日本医生对于病人的态度是比较友善的，在诊治过程中，医生会非常注意自己讲话的方式和语气。
沟通的内容也会包括病理特征、需要手术治疗的原因、预期达到的治疗效果、治疗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甚至手术后可能存在的并发症等等。
胃镜检查，医生会向患者讲解检查过程
尤其是对于一些重症病人来说，日本医生会对病人的状况做充分了解，并且在制定手术方案时让病人一同参加。
为了方便病人理解，还会手绘一些器官或者手术过程，让患者及其家属有充分了解。
沟通过程中，患者有疑问可以随时提问，医生也会尽力去解答。
这种完全公开的医患沟通，会大幅度减轻患者的不信任感，对患者本身和家属也能起到一种安慰作用——也许病情已经难以控制了，但是院方还在努力为病人争取生机。
对于一些病人来说，这些充分的沟通比治疗方案更让人安心。
03：在日本体检是种什么感受？
这种高质量的医疗服务不局限于看病，就连体检也是同样。在日本做 B 超检查，医生会用毛巾将裤子衣服上下都垫好，防止超声波啫喱擦到衣服上，然后在腹部抹上啫喱。啫喱都是经过加热的，检查结束后，医生再用热毛巾帮忙擦拭干净。
B 超检查使用的啫喱都是温热的
眼科检查，因为检查的仪器会接触皮肤，在上一位用户检查完毕后，护士会用酒精消毒，再让下一位用户使用。
妇科检查，有时候会是男医生做检查。为了避免用户和医生觉得尴尬，检查时会有帘子将医生和用户隔开。
妇科检查，用户和医生之间有帘子遮挡
核磁共振检查，检查前会再次说明注意事项，给用户盖好毯子固定好检查部位，塞给用户一个橡胶球，告诉用户如果检查过程中有不适，可以捏小球示意，停止检查。
做肠镜、胃镜，检查前医生会一一说明检查注意事项。肠镜检查前，还有专门的护士来帮用户观察清肠的效果。
肠镜检查结束后，检查的医生会一边画肠道结构，一边为用户讲解检查过程。
肠镜检查结束后 医生画图说明结果
讲解过程中还会配合检查时拍摄的医学影像资料，让用户更清晰地知道肠镜检查是怎么一回事，查了哪里，查出来什么问题，后续的处理。
相信这样的一次讲解，就会让很多人了解自己的肠道健康状况，了解肠镜的检查过程。这样的服务放在国内是完全无法想象的。医生护士仅仅是看病就花费了大量的精力，也没有多余的时间来为用户提供额外服务了。
日本能在看病、体检方面做到极致的服务，服务精神和服务态度当然不可或缺，但高质量服务的背后，也少不了完善的医疗制度的支撑。
04：看病更加有序
日本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就开始完善医疗制度，到如今，已经形成了非常成熟的“分级诊疗制度”。
所谓分级诊疗，就是小病小看，大病大看。日本的医院设置一共分为三级，分别是国立医疗研究机构、公立医院以及私人医院和诊所。
日本的诊所设置非常多，虽说是诊所，但是接诊的医生质量和水平同样有保障，很多诊所都是世代学医的家族经营的。
西山消化器内科就是专门检查消化系统的诊所
所以日本民众也是很信任诊所的，平时的小毛病就在诊所看，如果病情比较严重，医师就会开具介绍信，将患者送到大医院进行治疗。
如果想去日本的大医院看病做检查，也是需要提前预约的，部分医院甚至不接收没有介绍信的病人。
这样的做法就让医疗资源得到了合理有效的分配。日本的特定功能医院（相当于国内三甲医院）很少能见到人满为患的场景。
知识科普：日本医疗体系和医院究竟是什么样的？
日本医院很少见到人满为患的场景
05：日本的医保制度更加人性化
由于同事没有购买日本的医疗保险，所以当时也是花了一笔不小的费用。但如果是购买了日本医疗保险的人则不用担心这些。
1958年日本颁布实施了新的国民健康法，强制要求所有国民必须加入国民保险。购买了国民保险，那么一般看病只用支付两、三成左右的费用。
日本还设立有高额医疗费制度，当病人每月的治疗费超过了他的收入能够承受的比例，那么，超过的部分可以予以减免，这就是“高额疗养费制度”。
日本的高额医疗费制度
减免的金额，也就是病人个人需要承担的金额，是根据年收入和年龄来进行计算的。收入越低，需要承担的医疗费用也越低。
举个例子，假如有一个年收入370万日元以下的50岁中年人看病。一次急诊手术需要支付100万日元，因为他购买了日本的医疗保险，所以自己只要支付30%的费用，也就是30万日元。
这个时候还有高额医疗费制度，那么最后他其实只需要承担5万7600日元的急诊手术费用。
06：医药分离制度
日本开药遵守的是“医药分离制度”。一般分为“院内处方”和“院外处方”。“院外处方”也就是去院外的药房拿药，医院更喜欢这种开药方式。
因为开“院外处方”，医院可以从政府获得更多积点，也就是获取更多利润。如果自己开设药房卖药，不仅没钱赚，还要雇佣专业的药剂师，开药成本就会上升。
所以在日本看病，一般都是医院诊断，药房拿药。另外医生开药并不是一次性开很多，而是一粒一粒计算开药数量。
日本的药房
开好的药被装在袋子里，上面写着服用方法。这样的开药方法和国内二三十年前一模一样。只不过日本现在还沿袭这样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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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被剪成一颗一颗，服用方法就写在袋子上
而国内开药，则变成了一开药就一大堆。甚至有时候检查结果还没出来，医生就已经开好了药单。检查报告出来之后，一看上面写着检查结果无异常，那么请问这个药病人该不该吃？
所以日本的医药分离，就从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医生为了赚钱乱开药的现象，也同样减少了医患矛盾的爆发点。
医学的进步，不仅仅是医生研究的成果，也是无数患者用生命和信任换取的。
也许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还会被目前国内医疗现状困扰，但小编相信终有一天，我们也能享受到和日本同等优质的医疗资源及环境。
